热点聚焦 | 文学与战争

战争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是人类社会集团之间出于某种政治、经济等目的而进行的最高斗争形式。人类社会在不断进步发展的同时，战争如影随形，给人类带来深重灾难。文学作品由于其与社会、历史的紧密关系，必然会反映战争这种社会现象。而与战争相关的文学作品毫无疑问是文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类文学不仅有对战争场面的描绘，更有对战争的认识和评判。当今世界，大规模的战争似乎已经离我们远去，亲历过那些残酷战争的人也并不多，但是，对于战争的回忆和思考，乃至对历史的追溯和认识，无疑是避免未来战争，维系世界和平的基础。因此，阅读和品评关于战争的文学作品，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张剑

在英国的二战记忆中，更深刻、更真切的是伦敦的大轰炸。著名现代派诗人T. S.艾略特（Eliot）在诗歌名篇《四个四重奏》之四：《小吉丁》（Little Gidding）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在拂晓前难以确定的时刻/漫漫长夜接近终结/又回复到无终点，/吐着火舌的黑鸽/ 在它飞归而消失在视界之外［时］……在硝烟升起的三个街区之间，我遇见了一个行人”。1940年法国陷落之后，德国法西斯企图乘胜追击，征服英吉利海峡对面的英国。但是，海峡构成了一道他们无法逾越的屏障，他们只能对伦敦发起狂轰滥炸，后来的历史学称之为“伦敦闪电战”（London Blitz）。

艾略特所说的“黑鸽”其实就是轰炸机。它们在拂晓时分，在伦敦上空投下了罪恶的炸弹，即所谓的“火舌”。然后，它们“飞归”基地，消失在天边。艾略特在伦敦大轰炸期间曾做过值夜员。他在大楼顶上观察放哨，防范敌机来袭。他看到了这样的情景——遭到轰炸后的伦敦街头空无一人，一片死寂；街区被炸弹点燃，四处有火焰闪光，酷似但丁的《神曲》中的“地狱”。在这个但丁式的地狱中，艾略特碰到了一个鬼魂。“我曾认识他，但早已忘记，只依稀记得/他既是一个人，又是许多人”。
这个“复合鬼魂”是艾略特的前辈诗人叶芝、斯威夫特等等，艾略特与鬼魂的地狱邂逅与但丁的《神曲》形成了一种平行对应。我们可以想象艾略特对伦敦闪电战的感受，以及他所看到的伦敦劫后的萧条景象。诗歌继续说：“俯冲的鸽子/带着炽烈的恐怖火焰/划破长空，那火舌宣告了/人涤除罪愆和过错的途径。”艾略特在诗歌中并没有谴责。作为基督徒，他似乎将这些轰炸视为上帝对人类罪孽的惩罚。“是谁设计了这些折磨？”诗歌回答说，是“爱”。唯一的希望就是“通过烈火，从烈火中得到拯救”。在这里，艾略特的诗歌显然有一种超越政治的冲动，一种从宗教角度来解读历史的企图。
英国诗人奥登（W. H. Auden）的二战诗歌表现出了几乎同样的诗学特征。他与另一位作家伊舍伍德于1938年2月来到中国，见证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回国后，两人合著了《战地行》（Journey to A War）一书，内容包括他们到达中国前的旅程诗歌、到达中国后的旅行日记、摄影作品和27首十四行诗（诗取名为《在战时》）。这些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讲，反映了中国的抗战历史，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讲，也表现出与艾略特类似的、超越政治的叙事倾向。

我们看到，英美诗歌在书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表现出一些特殊的、具体的叙事特征。它们要么是超越，要么是比喻，要么表现出对语言的不自信。我们无法诟病诗人们的选择，因为诗歌有其特定的认知目标。但是，这显示出用诗歌来反映历史的某些特点或局限性。诗歌与历史不同，作为艺术，它有自身需要遵循的规律和法则。从某种意义上讲，它需要超越当下，超越具体的人和事，成为一种对人性的永恒思考。不管这正确与否，这是西方诗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重读这些英美二战诗歌似乎具有特别的意义。
——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记忆与苦难叙事》，光明网

吴晓梅 

在美国的二战记忆中，最为深刻的是“珍珠港事件”。美国诗人肯尼斯·雷克思罗斯于1940年创作的诗集《在何时刻》中，有一首题为《另一次晨练》（Another Early Morning Exercise）的诗歌。在这首诗歌中有这样一段描写：“警戒队在萨克拉门托河入口处的桥上巡逻，/他们蜷曲在小火堆旁，/很少交流，/手里拿着步枪。”此处肯尼斯·雷克思罗斯描写的是萨克拉门托市关押日裔美国人的集中营的景象。
二战期间，“珍珠港事件”后，日本的偷袭行为令美国政府和人民震怒。美国政府把矛头对准了生活和工作在美国的日本人。罗斯福总统签署命令设置“集中营”，把生活在西海岸的日本人迁出战区，搬迁到加利福尼亚等8个州的11处拘留营中。他们的资产全部充公。美国加州的萨克拉门托市作为日裔美国人的集中营，曾关押了11万日裔美国人，其中2/3的人是美国公民。这些拘留营位于各州最贫瘠、荒芜的土地上，四周围着铁丝网和瞭望塔，从外观上看，与德国纳粹的集中营并无二致。集中营中的日裔美国人被24小时监控，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作为美国人的雷克斯罗斯则对日裔美国人的处境非常同情。本诗的结尾点明了诗人关心的正是这些被关押的日裔美国人，同时也表达了对于美国政府做法的强烈不满。雷克斯罗斯永远记得孤寡的伊势老妇人在被强行迁离时的恐惧，以及军警如何强行把猫、狗甚至金丝雀等这些宠物从日裔美国人手中夺走并销毁的场景，他们主人的痛苦呼喊久久萦绕在脑海。雷克斯罗斯不仅在诗歌中表达自己的立场，在实际生活中他还尽力帮助这些被迁移的日裔美国人。他把自己的家变成了中转站，让那些逃避迁离的日裔美国人居住。更为重要的是，他联系东部和中西部的学校，接收关押在拘留营的日裔美国人，使得他们有合法的途径走出这些集中营。
战争中总有对立的双方，而战场外的人民确有超越政治的更博爱的表现。一些有正义感的诗人不仅通过诗歌表达自己对战争的看法，更用实际行动来实践自己的理想。肯尼斯·雷克思罗斯正是其中的一员。

美国日裔集中营历史图片

翟赫 

杰弗里•希尔爵士（Sir Geoffrey Hill）（1932—）是一位在战后欧美诗坛享有重要地位的英国诗人和评论家。他的诗集和长诗屡获包括怀特布莱德奖（Whitbread Award）、乔蒙德利奖（Cholmondeley Award）、格里高利奖（The Eric Gregory Award）等在内的诸多欧美知名文学奖项。他的文学批评合集则斩获英语文学评论界最大金额的杜鲁门•坎珀特文学评论奖（Truman Capote Award for Literary Criticism）。2010年高票当选牛津大学英语诗歌教授（Professor of Poetry），2012年元旦被英国女王授予爵位。这两个事件标志着他的文学成就得到了西方学界和社会的高度认可。作为一名少年时代远距离目睹过德军考文垂大轰炸（Coventry Blitz）的诗人，希尔对战争和大屠杀话题的迷恋贯穿了他逾六十年创作生涯的各个阶段。

希尔战争和大屠杀诗作的涵盖范围远远超出了两次世界大战和纳粹大屠杀，因为在他看来，作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浩劫，两次世界大战和纳粹大屠杀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人类对战争暴力的理解。两首早期诗作《致金雀花王朝列王的安魂弥撒》（Requiem for the Plantagenet Kings）和《哀乐》（Funeral Music）就悼挽了在15世纪英国玫瑰战争中阵亡的将士。在言陈《哀乐》一诗创作心境的同名文章中，希尔直言，今人“已经习惯于淡化玫瑰战争的暴力性， 将它们呈现为关乎旧贵族阶层生死存亡而与普通民众没有什么相干的王朝更迭的小规模战斗”（King Log 68）。
希尔的战争和大屠杀诗作表现出两大特点。一、对西方大众遗忘人类苦难历史的讥讽和斥责；二、对诗歌表征人类苦难的能力的质疑。在收录于1959年出版的第一部诗集《致未死者》 （For the Unfallen）中的《两首正式挽歌：致欧洲的犹太人》（Two Formal Elegies: For the Jews In Europe）组诗的第二首中，他描绘了一幅战后欧洲普通民众忘却苦难乐享生活的海边度假图。诗人在最后一个诗节中以辛辣的口吻质问道：“在一个小屏幕上，提醒他们虽已/见证过却没有看到的有益吗？”诗人对战后西方民众忘却苦难，行尸走肉般追求享乐行为的不耻可见一斑。
后大屠杀诗歌代表作《九月之歌》（September Song）则在以独特诗艺呈现大屠杀苦难的同时，反思了诗歌艺术表征历史苦难的能力。诗作以比希尔晚出生一天却葬身于纳粹集中营的犹太小女孩的命运为话题，将纳粹加之犹太受害者的苦难进行了极为简约化的处理，暗示了战后书写苦难的艰难。同时，诗作临近末尾被置于括号中的插入语“（我已经/为我自己作了一 首挽歌它/是真的）”则暗示，诗人在悼挽犹太小女孩的同时，也为自己的悼亡诗人身份作了一首挽歌：战后以文字的形式书写人类所遭受的战争苦难几乎已经成为了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种表征窘境是真实存在的。
一方面，作为有着强烈历史感和责任感的诗人，希尔希望通过在作品中呈现战后人类心灵麻木的自画像以警醒大众；另一方面，作为有着独到语言观的诗人，他深刻质疑物化时代语言的表征能力，警醒自己和同行们要努力锤炼艺术技能以克服语言的“惰性” （inertia）。作为战后英国诗人的代表，希尔具有强烈自反性的战争和大屠杀主题诗作构成了西方苦难书写史上的重要一隅。

张静宇

在日本古代的平安时代（794—1185年）末期到江户时代（1603—1668年）初期，诞生了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军记物语。军记物语，又称为军记物、战记物语、战记文学等，是以日本历史上发生的战争为主要题材，加上当时的传说以及虚构所编成的叙事体文学作品。主要作品有《将门记》、《陆奥话记》、《保元物语》、《平治物语》、《平家物语》、《太平记》、《明德记》、《应仁记》、《太阁记》等，其中被称为日本军记物语巅峰之作的文学作品是《平家物语》和《太平记》。
古代日本以我国为学习对象，大量引进吸收我国文化，日本古典文学中的军记物语也概莫能外。《平家物语》成书于13世纪（日本镰仓时代），记叙了1156—1185年这一时期源氏与平氏的政权争夺。《平家物语》以佛教的“无常观”等来解释动乱的原因，其序文为“祗园精舍钟声响，诉说世事本无常；娑罗双树花失色，盛者转衰如沧桑。骄奢淫逸不长久，恰如春夜梦一场；强梁霸道终覆灭，好似风中尘土扬”。

《平家物语》插图

《太平记》诞生于室町幕府（1336—1573年）初期，描写了日本南北朝（1336—1392年）50多年的动乱。《太平记》以儒家“革命思想”等来解释动乱的原因，其序文是“蒙窃采古今之変化、察安危之来由、覆而无外天之徳也。明君体之保国家。载而无弃地之道也。良臣则之守社稷。若夫其徳欠则虽有位不持。所谓夏桀走南巣、殷纣败牧野。其道违则虽有威不久。曾听赵高刑咸阳、禄山亡凤翔。是以前圣慎而得垂法于将来也。后昆顾而不取诫于既往乎”。
总之，日本古代文学——军记物语是了解古代日本人对战争认识和理解的一个重要途径，值得中国人阅读，或许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代日本人对战争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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